第二节:加密货币现象的历史背景

Section II

第二节:加密货币现象的历史背景


通过历史背景来理解黑客为何要着手建立数字货币系统。

“Corporations have neither bodies to be punished, nor souls to be condemned; they therefore do as they like.”

— Edward Thurlow, Lord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 1778-1792.[34]

中本聪是他自己构建的网络中的第一个参与者。而且,他在比特币产生的第一个数据“区块”中留下了一条信息。这个所谓的创世区块中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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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本聪在比特币创世区块中留下的信息。
(来自:Trustnodes[36]

这个新闻标题最早出现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上(见下图)。这条备注也造成了人们对中本聪的创造比特币的目的的广泛误解。

鉴于我们对中本聪在机构监管的范围之外创造一个自由经济空间的动机的了解,这条信息似乎揭露了政治家和央行行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许多人利用这个暗示来推断比特币是作为某种中央银行的颠覆者或破坏者而专门创造的。 这样看来,这个标题似乎可以看做是一个彰显优越感或自义的声明。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描述。 如果有朝一日比特币真的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替代货币体系 那么中本聪对《泰晤士报》头条的引用也被历史学家当做是先见之明,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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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headline reproduced in the Genesis Block.
(Credit: Twitter)

事实上,将新闻标题放在创世区块中有第二个更实际的用途:作为时间戳。通过复制当天报纸上的文本,中本聪证明了比特币网络中生成的第一个“数据块”确实是在当天生成的,而不是之前。他知道比特币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所以大部分潜在的参与者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一开始,向可能会加入的人发出可以证明其诚信可靠的信号是很重要的。 让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这个项目是当务之急,这比嘲笑那些央行的官员要重要的多。

对于那些技术行业以外的投资者来说,了解这种基于志愿者的工作方式对于理解比特币为何以这种方式运作以及为什么它改进了传统人类的协作方法至关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要探讨中本聪所参与的“战争”的起源,以及比特币的发明是如何改变潮流的。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旧仇宿怨

在过去的50年里,技术公司已经越来越与构建其关键系统的工程师意见相左。最近的头条新闻也反映了这个现象: 在微软、亚马逊和Salesforce,员工们普遍反对公司与海关、边境巡逻队和ICE签订合同。[37] [38] 谷歌与国防部签订的Maven人工智能项目合同也引发了部分员工的抗议, 因为该合同有可能用于提高无人机打击的准确性;虽然最后谷歌退出了Maven项目,但其表示将继续与美国军方就其他项目进行合作。[39] [40] 谷歌宣布同意审查中国境内的搜索结果的声明导致了1400多 名员工的联名抗议。[40]两名微软的前员工近日将微软告上法庭,称其在微软担任”内容审核员“期间接触到大量儿童色情信息,从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YouTube的员工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每日都处在道德争论的地狱”。[42]Facebook则面临数万名员工对中产阶级化的不满,以及最近针对其“不宽容”的政治文化的抗议。[43][44]

其他滥用技术系统的行为包括Equifax的个人数据泄露,以及富国银行利用其计算机系统中的账户创建特权伪造客户签名开立新账户或发行借记卡,以实现激进的销售目标。[45][46]滥用企业软件系统的最糟糕的例子可能是某些法院系统使用的自动判刑软件的制造商Compas,该软件已被证明根据罪犯的种族提出不同的监禁建议。[47]

软件开发者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从硅谷蔓延到主流新闻中。 “这名工程师的哀叹是一个横扫旧金山半岛的大趋势的缩影,” 2018月8日《名利场》报道说:[48]

“在硅谷平静的日子里,员工们对他们加入的公司的道德操守没有任何疑虑,因为许多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将推动一家可以改变世界的公司的发展。那些帮助把湾区改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产生机器的人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变成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人们,正在背弃那些将自己描述为行动迅速,打破陈规,永无止尽的霸权企业。.”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Uber高管的话,他担心道德问题会导致工程师集体离职:“如果我们无法雇佣到任何优秀的工程师,我们就完了。

这是商界的一个重要时刻,“优秀的工程师”突然对世界历史上一些最大公司的精英管理产生了影响力。这种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起源于几十年前的紧张局势。

接下来,我们将看看权力平衡是如何被打破的,以及比特币是如何进一步使局势向这些“优秀的工程师”扭转的。要了解工程师们是怎样占据上风,我们必须从20世纪初开始讲起,学习管理者和工程师一开始是怎样产生矛盾的。

公司制度的出现(1900-1929)

在商业环境中研究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的传统。也许第一个在这个领域中迈出有意义的一步的人是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泰勒主义”,即其管理科学的概念,是关于理性规划,减少浪费,数据分析,以及标准化最佳实践。[49]利用这些技术,企业主对工人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压榨。Andrew Carnegie正是这些沉迷于提高工人生产力的企业主的代表之一。由于对1892年霍姆斯泰德工厂的罢工感到不满,于是他雇佣了一支私人警察部队,对罢工工人开枪。[50]

Thorstein Veblen 是一位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于1904年发表了他对管理科学从业者的开创性研究。他创造了一系列关于“机构”本质的见解,与其所使用的“技术”截然不同。 这种区别是理解在机构内创造新技术的人所面临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51]

Veblen的“机构”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本质上是非动态的,他们抵制那些不利于等级结构中高层人士的变化。等级制度通过Veblen所说的“仪式性方面”来延续,传统的特权有助于提升决策者的地位。这是使该机构盈利的新技术工具和流程。但是,也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虚假”工具,,因为它们具有使管理看起来或感觉良好的仪式性方面。[52]

大萧条之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Lewis Mumford 提出了“技术”具有双重性质的观点。多样性技术的发展涉及到结合了解决实际人类问题的技术的复杂框架;单一性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技术[53]Mumford 认为,单一性技术会压迫人类。汽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把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从公路上挤了出去,导致美国的高速公路每年都有大量的死亡人数。

当时的机构、公司和政府,Mumford 称之为巨型机器。Mumford说,巨型机器是由许多人组成的,每个人都在一个更大的官僚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把这些人称为“伺服单位”。Mumford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工作的特殊性削弱了其反对来自领导层的可疑命令的心理障碍,因为每个人只负责机器总体目标的一个小方面。 在一台巨型机器的顶端,坐着一个公司的接班人、独裁者或指挥官,他们被赋予了上帝般的属性。对此,他举了对埃及法老和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为例。

Mumford说,仪式性的,虚假的,单一性的技术发展可能导致极其致命的巨型机器,就像纳粹战争机器一样。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将工作抽象为子任务和专业(如装配线工作、无线电通信)。同时,这种抽象化允许伺服单元在没有道德参与的情况下从事一些极端或令人发指的项目,因为它们只是更大的进程中的一个小步骤。Mumford 称这种机器中的伺服装置为“Eichmanns”, 这是在二战期间负责协调德国集中营后勤工作的纳粹官员的名字。

20世纪初,福特主义,即Henry Ford的做法,对“管理科学”这个新潮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福特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效率、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合理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54]但是,当大萧条来临时,像福特这样的企业主解雇了数万名工人。 工资下降了,但工作的惩罚性质仍然存在。

1931年8月,福特汽车公司解雇了6万名工人。不到一年后,保安就向数千名纠集人员开火,造成 4人死亡,25人受伤。Henry Ford 在他家附近装置了机枪,并为警卫配备了催泪瓦斯和多余的弹药。

保护工人的现代管理方式应运而生(1930-1940)

大萧条之后,出现了一批专业人士,从企业主手中夺走了主要的商业决策的决策权。行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他们以企业主和员工的最大利益来执行计划。他们的职位和权力来自他们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所有权比例。在这种新的结构中,贪婪的股东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56]哈佛经济学教授ohn Kenneth Galbraith研究了当时的这种现象:

“权力从一个男人手中 - 没有女人,或者没有多少女人 - 被转移到一个机构中,一个官僚机构中,这就是现代公司: 这是一个伟大的官僚机构,我把它命名为技术结构。股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固定装置;他们赋予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的象征意义,但当涉及到公司的实际运作时……他们很少行使权力。”[57]

这种技术结构的这种“官僚体制”由上层管理人员,分析师,管理人员,规划人员,管理人员,“后台”运营人员,销售和营销人员,控制人员,会计师以及其他非技术性白领员工所组成。

193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Ronald Coase以管理科学家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这些大公司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工人的理论。 Coase认为这种行为是合理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他写道:

“拥有一家企业的收益来源是,市场运作需要一定的成本,而通过组建一个组织,并允许在管理上确定资源分配,这些成本得以节省。”[59]

换言之,在雇佣技术工人的过程中,留住每天都会回来的带薪工人要比每天出去从“市场”的承包商中挑选新的临时候选人便宜得多。他继续说:[60]

当企业的成本低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时,企业就会出现,组织市场交易。

公司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分销消费品的最有效方式: 它通过集中管理将供应链、生产设施和分销网络捆绑在一起。 这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降低了边际成本,使消费者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更便宜。

管理官僚主义对工程师阶级的剥削(1940-1970)

截至1932年,大多数公司实际上已不再受其大股东的控制, 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管理控制”。[62]被称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管理风潮在各大上市公司蔓延开来。

20世纪30年代以来,管理控制型公司的道德风险日益明显。管理层控制的公司是由高管管理的,尽管他们没有多少股份,但最终却能实现政策上“自我永久的控制地位”,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代理人和多数股东投票操纵董事会。[63] 这些机制有时会造成高度的冲突。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一种观点出现,即企业界的这种结构分化正在被政界和其他领域所模仿,一个独特的精英“管理阶层”也会随之在社会上出现。[64]

机构经济学家对管理阶层和“技术操作员”阶层(完成工作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区分。管理精英由担任官僚规划者,预算分配者和非技术管理者的“分析师”或“专家”组成。[65]

1957年至1969年间,计算机公司的分析师和技术人员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权力动态;英国和美国的工业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动态进行了研究。[66]他们发现分析师们会争权夺利,从而制造冲突。 他们通过扩大部门、创造机会雇佣更多直接下属、或获得新的晋升(一种被称为“帝国大厦”的策略),在公司中赢得青睐和影响力。[67]这对组织的整体影响是资源的错误分配和巨大的增长压力。[68]销售和开发周期持续加快。计算机分析师的口号是,“如果它奏效,它就过时了。”“分析师是变革的既得利益者。”[69]

这种动态造成了组织失能。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限制,管理者还是使用各种社会策略来强制执行他们的意愿和议程。这反映了75年前Veblen对“仪式性”机构的描述。[70]这些策略包括:

  1. 组织惯性:新的和具有威胁性的想法被诸如“老板不喜欢”、“这不是政策”、“我没有权力”、“从来没试过”、“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和“为什么要改变有用的东西?”等“想法杀手”所阻止。
  2. 预算游戏: “得寸进尺法”,意为a new program is sold in modestly, 隐藏其真正的规模; “藏球法”, 意为在一个有吸引力的计划中隐藏一个政治上不吸引人的计划;“分而治之”,意为要求不止一名主管批准预算请求; “免费赠送”, 意为声称其他人会为项目付费,所以组织可以批准;“迷魂记”,意为某个请求得到大量数据的支持,但安排方式不明确其重要性; ““延迟付款”,意为在延迟提交可交付成果时声明是因为预算指南方针需要过多的详细计算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策略。
    1. 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卡通人物Dilbert 的出现,旨在嘲讽荒谬的管理方式。其作者斯Scott Adams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在太平洋贝尔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和经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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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Dilbert抓到了软件工程师在公司环境中的沮丧情绪。
      (来自:Scott Adams)[72]

      群体认同感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发展起来(1980-2000)

      管理阶层的独裁行为掩盖了技术组织中权力的真正平衡。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工业巨头的全部价值都取决于其技术人员。 但是他们的角色让他们处于一个与组织的其他成员完全不同的奇怪位置。 他们被安置在组织的边缘,最接近的工作的位置,远离公司高层和其中的权利斗争。由于技术人员不直接与管理人员合作,所以,与直接向高层报告的管理人员相比,他们对公司高层的认同感要少得多。[73]

      技术人员的工作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愉快的,但对组织的其他成员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 技术操作员和公司其他人之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权力动态;他们的工作难以监督,且总是以反映其个人喜好的方式异想天开地进行。[74]

      技术人员能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能力来源于他们所掌握的关键技能。 这些技能在组织内起到了楔子的作用,为技术操作员带来了相当大的自由。 当技术操作人员提供了一项非常需要的技能时,这一楔子的效果就会增强,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流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组织的依赖性就会降低。与“专业意识形态”或对专业及其规范的信仰相比,公司意识形态在技术人员中通常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75] 顶尖的技术专家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逐渐成为局外人。

      技术人员不再忠于公司或CEO,而是将忠于最终用户或客户作为职业目标。 在一家公司里,技术人员总是专注于现有客户的需求,而分析师和经理(他们的工作不是直接与最终用户打交道)则更注重更抽象的目标,如效率和增长。.[76]

      黑客运动的出现

      黑客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软件制造者。[77]黑客运动把重点放在实用,有用和优秀的软件上,因此被视为解决旧技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的一剂良药,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向全国迅速传播开来。[78] 麻省理工学院的软件活动家 Richard Stallman 将黑客描 述为顽皮但勤奋的问题解决者, 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荣: [79][80]

      “他们的主要共同点是对卓越和编程的热爱。他们想让他们使用的程序变得尽可能的好。他们还想让这些程序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想一种以比任何人所能想象到的更令人兴奋的方式做一些事情,并向别人展示 ‘看看这多棒。我敢打赌你不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黑客不想工作,他们只想玩。”

      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曾在苹果工作构建Macintosh的黑客对黑客进行了如下描述:“黑客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成为黑客。这并不一定是高科技。我认为这与匠心和关注你正在做的事情有关。”[81]

      黑客运动与19世纪早期的卢德运动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英格兰中部的棉花和羊毛工匠们奋起摧毁威胁要将纺织行业自动化的雅卡尔织布机。[82]与并未提出比织布机更好的替代方案的卢德派不同的是, 黑客们想出了另一种方法来制作软件,并利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比其商业替代品更好的产品。通过利用互联网进行合作,志愿者开发团队已经可以开始生产与国家和企业产品相抗衡的软件。[83]

      新泽西风格出现

      “新泽西风格”的黑客攻击是由位于新泽西郊区的AT&T的Unix工程师发起的。 AT&T在1956同美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 这使其无法进入计算机业务; 因此,在整个1960年代,它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私人公司和研究机构传播它所建立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称为Unix。 这些机构会定期修改其源代码,使其在特定的小型计算机上运行。 很快,改写Unix就成为了美国各大公司研发部门的一种文化现象。

      几个开发小组为个人计算机重写了Unix。LinusTorvalds创建了他自己的版本,“Linux”,并将其免费发布,就像AT&T 免费发布Unix一样(正如下文所述,Linux取得了巨大的成功。)。Torvalds和其他Unix黑客所采取的方法是利用游戏性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来构建有用的(如果困难的话)自由软件项目。[84]当时,芬兰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Pekka Himanen 写道:“要正确地实践Unix哲学,你必须忠于卓越。你必须相信软件是一门手艺,值得你集中所有的智慧和热情。”[85]

      研发人员意识到“越差越好”

      除了新泽西风格之外,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特殊的设计原则,与制度化软件的完美主义背道而驰。旧的方法一直说要建立“正确的东西”,但这种方法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往往导致过度依赖理论。“越差越好”的理念由Richard Gabriel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提出,并在1991年由网景导航者的工程师Jamie Zawinski发表,集合了新泽西风格和黑客智慧的精华。 该理念被认为是对MIT-Stanford黑客方法的实际改进。就像MIT的理念一样,“越差越好”注重软件的卓越性。 但与MIT-Stanford不同,“越差越好”重新定义了“卓越”,以优先考虑的现实世界用户的积极反馈和采用而不是理论上的想法。

      “越差越好”观点是,只要初始程序的设计能够清楚表达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一开始实现一个“好”的版本并使其适应新情况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将比直接构建“完美”版本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在早期就向用户发布软件和改进程序的过程有时被称为“迭代”开发。

      迭代开发使得软件可以快速传播并从用户的真实反应中获益。在使用MIT方法编写的“更好”的版本有机会部署之前,早期发布并持续改进的程序往往早已获得了成功。在1981年和1982年发布的两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中,“先发优势”的概念出现在软件行业, 大这与Gabriel 将其关于网络软件为什么“越差越好”的想法正式化大约是在同一个时间段。 [86][87]

      “越差越好”逻辑是优先考虑病毒式增长不是适应和完成。 一旦一个“好”的程序广泛传播开来,就会有许多用户有兴趣对其进行改进,让它变得更加优秀[88]以下是“越差越好”原则的简略版本.。T他们告诫开发人员不要做那些在概念上令人满意的事情(“正确的事情”), 而是应该竭尽所能做出一个实际的、功能性的程序中 (重点):

      1. 简单性这是设计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2. 正确性:设计必须是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简单比正确稍微好一点。
      3. 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一致性需要为简单让道,但是,最好能放弃那些处理不太常见情况的部分设计,而不是引入实现复杂性或不一致性。
      4. 完整性:设计必须涵盖尽可能多的重要情况。完整性可以为任何其他原则让道。实际上,只要危及实现的简单性,就必须牺牲完整性。

      这些概念上的突破对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技术人员来说一定是令人兴奋的。但是,这种兴奋很快就会被业务的快速变化所浇熄。

      股东们利用恶意收购来压制所有人

      在20世纪80年代的破产收购热潮期间,股东们普遍夺回了对大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随着股价的飙升,股票市场迅速成为美国经济的中心。这个在战后由投资人Georges Doriot拉开序幕的现代风险投资时代,已经迅速转变为一条向市场专门输送上市公司的管道。[89]

      大学和大型研究公司内部以黑客为中心的环境崩塌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被风险投资家挖走继续开展他们的工作,但是是处在一个专有的环境中。[90]意收购的趋势起源于十年前的英国,在那时,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开始注意到,许多家族企业已不再由其创始家族控

      股。像 Jim Slater 和 James Goldsmith 这样的金融家悄悄地收购了这些公司的股份,且在最终争取到了足够的控制权来分拆和出售公司的一些部门。这种方式被称为“资产剥离”,我们将在本文第七节继续讨论这个话题。[91],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家们想出了一种进行大规模财务收购的方法,即通过发行所谓的垃圾债券,摧毁目标公司,并从出售其零部件中获得巨额回报。[92]这样,管理资本主义最终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成为资本市场的仆人。

      新出现的“激进投资者”代表了股东的利益。他们会采取行动解雇和聘用可以将股票价值最大化的高级管理人员。[93]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黑客发现他们的公司陷入了与股东的要求、恶意收购的威胁以及硅谷新初创企业的竞争进行斗争的泥潭中。

      随着其快速发展,科技公司也发明了一些管理方法来执行政策和资源分配。微软和其他公司采用了严格的“员工分级排名”系统,通过“绩效评估”流程,定期为员工分配分数,以确定晋升、奖金和团队分配。一部分的排名较低的员工会被解雇。 这个系统至今仍被科技公司使用,但微软在2013年废除了这个制度。[94]Google最近采用了员工分级排名来确定晋升资格,但并没有解雇分数较低的员工。[95]由于其创造的扭曲的权利动态,员工分级排名系统一直被这些大公司的雇员所痛恨[96][97]

      今天,投资者要求他们投资的公司准确预测每个季度的盈利能力,而对资本投资的关注则更少。 Tesla 的创始人Elon Musk曾在一篇博客中详细阐述了季度指导和短期主义如何削弱高科技公司的长期前景。[98]而根据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Jamie Dimon担任主席的企业联盟商业圆桌会议所言,季度指导已经“对长期战略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99]

      摘要

      在本节中,我们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的管理是如何让高科技工作者的生活事事掣肘,以及这些模式是如何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剥夺技术工人的权利的。我们讨论了一种强大的“工会“身份,超超越了对雇主的忠诚。这种身份与黑客文化及其原则的发展密不可分。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对管理阶层的反感如何成为对所有机构监督的广泛怀疑, 以及他们在这种监管之下摆脱困境的斗争事如何上升到了道德层面。 我们将研究为什么这群下定决心在管理阶级的掌控范围之外构建新的工具的黑客会将网络空间和密码学视为庇护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考虑黑客们所创造的自由软件工具的获得的惊人成功,也会讨论企业主是如何对抗或试图模仿黑客 们的方法。 结尾,我们探讨了黑客文化理想如何通过比特币网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