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了解主要参与者的组织方式

Section III

第三节:了解主要参与者的组织方式


黑客们是如何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经济系统的。

“Every good work of software starts by scratching a developer's personal itch.”

— Eric S. Raymond, speaking at the Linux Kongress, Würzburg, Germany, 1997.

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万维网是如何使黑客们聚集到留言板和邮件列表中的, 在那里,黑客团体慢慢开始形成规模。我们将回顾他们建立私人网络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前几十年的经验来制定建立此类网络的要求的

黑客们开始开发“免费”软件

从黑客文化中,一种独立于任何一家公司之外的非正式协作软件制作系统诞生了。[100]这一社会运动被称为“自由”或“开源”软件运动(简称FOSS),旨在在软件行业中的推广某些道德优先事项 ethical priorities 。简而言之,自由软件运动鼓励自由许可制,反对公司收集或变现有关用户和用户使用特定软件的方式的数据。

在软件行业中,“免费”一词不是指软件零售价,而是指那些可以“免费”分发和修改的软件。这种创作衍生作品的自由在哲学上被扩展解释为“ 不受监控, 也不通过侵犯隐私的方式变现用户数据”。 软件许可和监视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以下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对商业软件的一段描述:[101]

如果我们制作了一个(商业软件)的副本并把它交给朋友,如果我们试图弄清楚这个程序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的多台电脑上都放一份副本,我们可能会被逮捕、罚款或入狱。这就是您在使用专有软件时所接受的许可协议的详细内容。专有软件背后的公司会经常监视您的活动,并限制您与他人共用软件。由于我们的计算机控制着我们的大部分个人信息和日常活动,专有软件对自由社会来说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危险。

虽然自由软件基金会借鉴了20世纪70年代黑客文化和学术界的哲学,但其创始人,麻省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Richard Stallman,通过在1983推出了免费的开源软件工具GNU,正式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直到1991年LinusTorvalds的内核发布,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才出现,使得GNU/Linux成为了Unix的真正替代品。)。[102]

Stallman 于1985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这一前瞻的行为预见到了Facebook等平台可能带来的对用户个人数据的侵害。2016年,Facebook泄露门曾导致全球8700多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被泄露给了剑桥分析公司[103]2018年,一个安全漏洞又让攻击者窃取了Facebook访问令牌,从而接 管了超过5000万Facebook用户的帐户。[104]

GNU宣言明确将企业工作安排称为是浪费时间。其部分内容如下(重点):

“我们已经大大减少了整个社会为其实际生产力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但只有一小部分转化成了工人的休闲时间,因为生产活动需要伴随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其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和各种角力对竞争的阻碍。GNU宣言认为,自由软件有可能会减少软件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消耗。它宣布,向自由软件的转变是技术上的当务之急,‘为了使生产力上的技术进步转化为我们工作量的减少。‘“[105]

我们将自由软件定义为“不存在违反用户隐私的变现型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软件不存在任何商业化的缺陷,包括:限制性版权、昂贵的许可证以及对更改和再分配的限制。比特币和Linux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都属于免费软件:既不受监视,也可以免费分发和复制。
自由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形成了一个价值体系,把自己与那些专有软件公司区分开来;后者从不公开分享自己的内部创新供其他人使用,并且会监控用户行为并出售用户个人数据。

Stallman对商业软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竞争和数据变现两个方面:

竞争的范式是一种比赛:通过奖励优胜者,我们鼓励每个人跑得更快……[但]如果选手们忘记了奖励的原因,变得专注于获胜,不管怎样,他们都有可能会找到其他策略,比如攻击其他选手。如果选手们打了起来,他们每个人都会迟到。 专有的秘密软件在道德上相当于那些打架的选手.….. 想要为工作报酬或把收入最大化并没有错,只要不使用具有破坏性的手段。但当今软件领域的惯用手段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上的。通过限制对用户对程序的使用来从用户身上获利是破坏性的, 因为这些限制减少了程序的使用量和使用方式。这减少了人类从能从这些程序中获得的财富。当有意选择设定限制时,其有害后果就是故意破坏。[106]

Stallman提到的“非生产性工作”可以追溯到Veblen提出的的“虚假技术”概念。这些技术指的是为某些内部仪式目的服务而开发的,旨在强化现有的公司层次结构的技术:[107]

虚假的‘技术’发展……指的是那些被封装在仪式性权力系统内的技术;这些系统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控制这种技术发展的使用、方向和后果,同时通过法律制度、财产制度和信息系统的特殊支配效果扮演界定这种发展的界限和边界的制度工具。这些界限和边界通常被设定为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寻求这种控制的机构……这就是社会中的统治和支配机构维持和试图扩大其对人民生活的霸权的方式。

黑客原则被写入“大教堂与集市”

1997年,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黑客Eric Raymond提出了一个比喻来形容黑客共同开发软件的方式的。他将依赖于自愿贡献的黑客方法与一个可以随心所欲互动的参与者市场进行了比较:集市。他说,商业软件就像是一座大教堂,强调中央规划和宏伟、抽象的构想。和大教堂一样,商业软件往往过度考究,速度缓慢,设计缺乏个人情调。他声称,黑客软件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为更多的观众提供服务,就像一个开放的集市一样。

基于这一比喻, Raymond总结了19条关于他在参与自由软件开发过程中学到的良好做法的经验。[108] 其中一部分经验如下:

  1. 所有杰出的软件都是从开发软件的程序员对满足个人诉求的追求开始的。
  2. 当你对一个软件失去兴趣的时候,你最后的责任就是将其交棒给一位称职的继任者。
  3. 将你的用户视为你的共同开发人员是你实现快速代码改进和有效调试的最简单途径。
  4. 在有一群足够多的 beta 测试者与共同开发者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立即描绘出来,并且由某个人很直觉的解决。
  5. 通常,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自于意识到你对问题的概念是错误的
  6. 完美(在设计中)不是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添加的时候实现的,而是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减少的时候实现的(来自于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7. 任何工具都应该以预期的方式发挥作用,但是真正伟大的工具可以被用于你从未预想过的一些用途。
  8. 如果开发工作中,负责协调的人有像互联网这么好的通信媒介,并且知道如何不要透过强迫来领导的时候,越多的领导者会比单一领导者要更好。

这些想法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描述了黑客构建软件的方法。

黑客亚文化在网络空间的碰撞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黑客亚文化在留言板和论坛上发生了碰撞。所有这些黑客亚文化都有一套核心的共同态度和行为,包括:

  • 共享软件和信息
  • 探索自由
  • 分叉软件的权利[109]
  • 厌恶权威
  • 玩乐和聪明

但他们对未来互联网将如何发展有不同的想法。

早在1968年,关于计算机网络创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的乌托邦观念就出现了。 乌托邦主义者认为,联网计算机可能会让社会生活在一种伊甸园中,由自主的计算机代理协调,不需要劳动,与自然共存。 [111][112]

还有一些反乌托邦的观念。一位年轻的小说作家William Gibson 在其1981年的短篇小说 Burning Chrome 中首次创造了“网络空间”这个词。在他的概念中,网络空间是一个大公司可以肆无忌惮地 运作的地方。故事里,黑客们可以真正进入网络空间,穿越那些可以足以粉碎人类思想的强大系统。 Gibson设想,在网络空间里,政府无力保护任何人;没有法律,政治家也无关紧要。只有现代企业集团原始而野蛮的力量.[113] Gibson, Bruce Sterling,,Rudy Rucker 其他作家构成了这个极端反乌托邦文学运动的核心。

乌托邦人主义者开始获得财富

另一群黑客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网络的看法比较乐观,认为网络是一个新的安全世界,激进的事情可以在那里实现。就像反腐文化一样,网络空间可能是把个人从老旧又腐败的权力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地方。[114]

这种乐观的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遍及硅谷的企业家圈,创造了一种对技术的积极态度,认为技术既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也是一条致富之路。当时一位英国学者写道:[115]

这种新的信仰是从旧金山的文化波希米亚主义与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奇妙融合中产生的……它混杂了嬉皮士的自由精神和雅皮士的创业热情。这种对立的融合是通过对新信息技术解放潜力的深刻信仰而实现的。在数字乌托邦里,每个人都会既时髦又富有。

这种“老嬉皮”的思想在1996年以“网络空间独立宣言”的发表而达到高潮。该宣言由美国摇滚乐队Grateful Dead的一位前作词人John Perry Barlow撰写,他曾是反腐文化的一分子。[116]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硅谷的创业文化和刚创办的《连线》杂志围绕Barlow乌托邦式的万维网愿景开始集结。他开始举行他称之为Cyberthons的集会,试图把这些运动结合在一起。Barlow说,他们无意中成为了创业的温床:

按照设想,[Cyberthon] 就像是90年代的酸性测试,而且我们曾经考虑过让一些同样的人参与进来。但它立刻获得了一种金融、商业的性质,这一开始对我这样的老嬉皮士来说会有点不安。但当我看到它开始起作用的时候, 我就想: 哦, 好吧, 如果你要对9 0 年代的人做一次酸性测试,,最好是要有点钱 .[117]

密码朋克运动的出现

虽然乌托邦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会变得“时髦和富有”,反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就像William Gibson所设想的那样,消费者互联网将是企业和政府控制和监控的监狱。他们开始从中拯救自己。

他们从密码学系统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逃避监视和控制的潜在解决方案。当时的英特尔助理首席科学家,Tim May,于1992年撰写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

这场革命的技术 - 这肯定是一场社会和经济革命 - 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于理论中。这些方法基于公钥加密、零知识交互证明系统以及各种用于交互、认证和验证的软件协议。 迄今为止,重点一直被放在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国家安全局密切监控的学术会议上。但是直到最近,计算机网络和个人计算机才达到了足以使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可行的速度。

监管机构直到最近还一直将强大的密码学技术归类为武器类技术。1995年,一位著名的密码学家就对密码学技术的出口管制对美国国务院提起了诉讼,此前美国政府裁定,包含加密系统源代码的软盘在法律上与炸弹、火焰喷射器一同置于军需品清单,其出口必须实现获得国务院批准。美国国务院最终败诉,所以现在密码学代码可以自由传输。[119]

强加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 其部署比销毁更简单。对于任何人造结构来说,无论是物理结构还是数字结构,这都是一种罕见的品质。直到20世纪,大多数“安全”的人造设施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建造,但却很容易被合适的炸药或机械穿透; 就像城堡之于攻城战,地堡之于炸弹,密码之于计算机。普林斯顿计算机科学家教授Arvind Narayan曾写道:[120]

2000多年以来,证据似乎在支持 Edgar Allan Poe的主张,即“人类的智慧不能创造出人类的智慧无法解决的密码器”。 这就像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拥有更多技能和资源的人永远占优。然而,由于三个独立的发展,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发生了变化:对称密码 DES(数据加密标准)、非对称密码RSA和diffie-hellman密钥交换。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又说道

一些加密算法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数学证据(尽管无法在数学上证明)证明它们的强大。这些发展发生在微计算革命的前夕,计算机逐渐被视为赋权和自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的工具。这些是“加密梦想”的种子。[121]

密码朋克是黑客运动的一个亚文化群体,主要关注密码学技术和隐私。他们有自己的宣言(写于1993年),有自己的邮件列表(1992年到2013年),成员人数一达到2000。 以下是密码朋克宣言的删节版本。在最后几行中,它宣称需要一种新的数字货币系统作为从机构监督中获取隐私的一种方式:

密码朋克宣言

“密码朋克”一词实际上是一个文字游戏。它来源于术语“网络朋克”,这是William Gibson和其同时代人开创的一种科幻小说的子类型。[123] 密码朋克宣言》写道:

所以可知,开放社会的隐私权需要匿名的交易系统。 当前,现金就是这样的一种系统。 匿名交易系统并非秘密交易系统。 在匿名系统中,个体仅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披露个人身份;这是隐私的本质。开放社会的隐私还需要密码学…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企业、或者其他巨大的、面目不清的组织,出于他们的良心,来为我们提供隐私权。 他们一定会对我们评头论足,我们也应该预料到他们会这么做。 要去抵制他们的言论,就是与信息的特性对抗。 信息不只是想要免费,信息一定会免费。 信息注定要扩展,去占领所有的可用存储空间。 信息是谣言的兄弟,它年轻、强壮;信息是快跑的脚步,比起谣言,它有更多的眼睛,更丰富的知识,但理解的更少。我们要捍卫我们的隐私。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建设可以处理匿名交易的系统。 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通过悄悄话、夜幕、信封、紧闭的房门、秘密的手语,以及邮递员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过往的技术,无法支持可靠的隐私,但电子技术可以。 我们密码朋克,将投身于建设匿名的系统。 我们要捍卫自 己的隐私,用密码学,用匿名邮件系统,用数字签名,用电子货币。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曾经有许多创建数字货币系统的尝试,而其中有一些则是由密码朋克邮件列表小组中的成员发起的。中本聪就是邮件列表中的一名成员; 其他成员包括 Tim May,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 ; Wei Dai,P2P数字货币原始概念的鼻祖;Bram Cohen,BitTorrent创始人; Julian Assange,维基解密创始人;Phil Zimmerman,PGP加密的创始人;Moxie Marlinspike,OpenWhisper协议和Signal Messenger 的开发者;以及 Zooko Wilcox-O’hearn,Z-cash 成员。[124][125]

密码系统拥有了“道德品质”

现代工程师在建立在能落实其领域内道德准则的组织方面做出了多番努力,其中包括:

  1. 1964年。美国国家职业工程师学会道德准则发布,重点关注社会责任,即“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
  2. 1969年。IEEE.22 忧思科学家联盟在MIT成立。
  3. 1982年。国际密码学研究协会(IACR)成立,目的是为了促进密码学的使用,以维护公共福利。
  4. 1990年。 电子前沿基金会(EFF)成立。

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技术乐观主义也为该行业日益增长的道德陷阱埋下了伏笔。在2005年的一篇名为“密码学工作的道德品质”的论文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Phillip Rogaway建议, 技术从业者应仔细研究软件本质上对任何人都“有益”的假设:

如果你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一个美好的未来就来自于你的工作。这意味着对道德责任的限制。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你的工作。这甚至变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你的社会贡献。

Rogway 建议技术从业者应该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道德责任上,建立能给普通人赋权的新型加密系统的:

尽管如此,我确实相信说传统加密嵌入了赋予普通人权力的潜质是准确的。 加密直接支持言论自由。它并不需要什么昂贵或难以获得的资源。它可以通过一个很容易共享的东西来实现。 个人可以无需使用后门系统。 即使是关于加密的习惯语言也暗示了一种世界观, 在这种世界观中, 普通人--世界上的 alice 和 bobs--将有机会进行私人的谈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努力将加密嵌入到一个支撑住权利的架构中,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障碍。

"负责任" 的黑客从上世纪 9 0年代起开始组织在一起

许多免费的开源软件项目都有第三方开发人员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为项目贡献代码,将他们在原来版本上所做的改进整合到主干上。通过这种方式,开源软件项目可能会在没有任何中央组织机构干预的情况下累积上百或上千个未经协调的个人的工作。 这种组织形式也被称为“开放式工作分配”法。开放式工作分配指的是一种给予知识工作者极高自由度的管理方式。在开放式工作分配的模式下,知识工作者有权开始或加入项目的任何领域,并决定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这种方法被认为是“自组织”的一种形式,且已被广泛应用于超脱任何企业或合伙制结构之外的自由软件世界。

在开放式分配结构中,决策能力一般在掌握在那些距离需要解决问题最近的人的手里。项目会有一个“主要负责人”,通常是在该项目上工作时间最长或影响最大的那个人。任何项目方向的仲裁者都仅限于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之内。[127]如果项目领导者被新的开发者所取代,他可以选择转变成该项目的追随者,或者完全脱离项目。与传统的权力固定的管理结构不同,在开放式工作分配中,领导者的头衔只是暂时的区别。

开放式工作分配的原理简介

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那样,组成公司管理层的“分析师”通常对变革有既得利益。营销活动可能会取代工程上的优先事项。持续的、不必要的更改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程序的功能,因此,管理不善的专用网络平台可能缺乏稳定性,或出现中断、停机或“特征蔓延”等情况。[128]

在使用开放式分配的开源软件项目中,您所提出的更改必须由您自己来实现。不会有非技术型管理人员参与进来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功能;而且即使有人做出了这样的提议,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会选择并构建这些功能。

所提议的添加或更改通常由提议者实现,且只有当项目的其他维护者同意所解决的问题是真实的,并且解决方案是适当的时候,提议者才会被允许提交代码。

这种组织工作关系的替代模型被认为是自由和开源软件运动的主要成就之一。[129]

开放式工作分配的优点

开放式工作分配系统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技术债务”。技术债务是一种比喻,它指的是现在使用快速、简陋的解决方案给以后带来的额外工作。 在实践中,无意义的功能请求、重定向、变更、沟通不畅和其他一些问题很容易导致技术债务。对软件公司实施的监管和相关立法也会产生技术债务。

从这一点来说,企业管理和政府监督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两者都是强迫性,仪式性,单一和虚假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债务-的来源。.

如果技术债务累积起来,那么以后对项目进行有意义的改进会变得非常困难。高技术债务的系统就像西西弗斯困局,因为维持现状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而且可用于规划未来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 因此,这种类型的系统需要人毫无保留的投入。 技术债务具有很高的人力成本,正如一位开发人员在其博客中所述(长度经过编辑):[130]

  • 工作烦心:高技术债务的代码库意味着其功能交付会非常缓慢,这会在进行有关业务能力的讨论时造成很多挫折和尴尬。当有新的开发人员或顾问加入项目时,团队成员则不得不面对新人困惑的表情,以及其眼中掩藏不住的蔑视。 为了把这一点与技术债务的比喻联系 起来,想想一个债务堆积如山的人试图向别人解释被债权人骚扰的原因。 这不仅很尴尬,而且会降低团队的士气。
  • 团队内讧:不出意外,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团队之间的争吵。同样,这就像我们可能会在一对负债累累的已婚夫妇身上看到的行为。 团队之间会划清界限。他们在问题本身的沮丧和尴尬之上又加上了争吵。
  • 技能退化:随着尴尬和推诿的加剧,团队成员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专业相关性在逐渐丧失。总的来说,他们想尽可能少改一些东西,因为这样做会进一步减缓已经推迟的进程。这不仅太慢了,而且风险也太大了。

技术债务通常是因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明确概念就开始项目而造成的。因此,在添加新的功能的时候,开发人员可能会误解目标用户的实际需求。 最终,项目会陷入一个“反模式”中,即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方向正确,但实际上会导致技术债务设计和行为。反模式是项目和公司的杀手,因为它们会积累大量的技术债务。[131]

相比之下,在具有全球意义的开放式分配项目中,开放式分配治理的好处会最大化。这些好处包括:

  • 协调:构思工作的人正是做这项工作的人。
  • 动机:你是在选择你自己的项目,所以你会更加重视。
  • 责任:因为你自己选择了自己要做的任务并且自己解决了问题,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你除了自己之外无人可以指责。
  • 效率: 自由安排时间, 新的合作者也可以立即开始工作。 没有任何官僚主义或形式主义影响你的编程速度。

事实证明,人们喜欢开放式分配。 2005年,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对开源软件工程师的动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报告称:[133]

我们发现......基于享受的内在动机,即一个人在项目中感受到的创造性,是“自愿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时最强大和最普遍的驱动因素......”许多人对(自由软件)运动参与者看似非理性和利他主义的行为感到困惑: 把代码提供给他人,泄露专有信息,帮助陌生人解决他们的技术问题…… 自由和开源软件参与者可以通过选择与其技能水平相匹配的不同难度的项目来保持流动状态,但这一选择在他们的常规工作中是无法实现的。

这使得管理科学界认识到了20世纪的罪恶。现在,他们正在寻找重新组织的方法,把决策权交给项目运营者!

商业软件制造商无奈开始跟风

作为在企业内部使用免费软件的营销计划,“开源”运动于1996年正式开始兴起。它以企业可以理解的方式定义了免费软件的使用。[134]GNU创建者Stallman表示,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之间的区别是道德上的:“大多数关于‘开源’的讨论都不关注是非,只关注流行和成功。”

无论区别如何,面对任何人都可以授权、复制、分叉、部署、修改或商业化的软件的突然袭击,传统科技巨头们开始乱了阵脚。 2000年,微软Windows首席执行官 Jim Allchin 表示,“开源是知识产权的毁灭者。”[136]2001年,Steve Ballmer表示:“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Linux是一种癌症,它会把自己与它所接触的一切联系起来。”[137]

但事实是:开源和开放式分配治理的方法不仅令人身心愉悦, 并且产生了非常成功的软件。 2001年,一项将开放式分配方法引入企业的运动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方式被称为“敏捷开发”,这是商业软件公司为尽力保留相关性的不得已之举。如果他们无法打败开源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其中,在开源软件上构建商业服务和产品。敏捷开发的支持者们模仿之前的密码朋克和网络空间爱好者编写了一份创始文件。敏捷宣言部分内容如下:[138]

“为了在新经济中取得成功,大步迈进电子商务,电子贸易和网络时代,企业必须摆脱公司里那些呆伯特式的没事找事和晦涩难懂的政策。这种把人从公司生活的贫乏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吸引了敏捷方法论的支持者,也吓跑了传统主义者。 坦率地说,敏捷方法会让企业官僚主义者闻风丧胆- 至少是那些乐于为流程而推动流程的人,而不是尽力为“客户”做到最好,并及时、切实地交付“陈诺”的产品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无处藏身。”

免费开源版的Unix变体取得了巨大成功

微软最终在2012年将Linux和开源技术整合到了其企业级的Azure平台中。就这样,linux 击败了 windows 和其他专有操作系统, 成为了 web 的基础。目前,地球上月67% 的服务器都在使用类似 unix 的操作系统。在这67%的用户中,至少有一半运行Linux。无论您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电脑或电话,当您在浏览网页时,您都有可能连接到Linux服务器。[139]

其他免费的开放源码库也在企业环境中取得了成功。Bloomberg LP使用并向开源的ApacheLucene和ApacheSolr项目提供代码,这对其终端中的搜索功能至关重要。[140]FreeBSD是另一种开源的Unix替代方案,是macOS和iOS中“用户空间”的基础。 谷歌的安卓系统则基于Linux。

宝马、雪佛兰、梅赛德斯、特斯拉、福特、本田、马自达、日产、梅赛德斯、铃木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都在他们制造的车辆中使用了汽车级Linux。虽然黑莓和微软都有汽车平台,但它们只被少数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使用。截至2017年,大众和奥迪都转向了基于Linux的安卓平台。[143][144]

2018年,特斯拉发布了其Model S 和 X 型汽车的开源Linux软件代码 ,包括特斯拉自动驾驶仪平台、硬件内核源代码和信息娱乐系统。[145]

这些例子展示了两个有关软件的反直觉的经验,即:[146]

  1. 一个软件的成功往往与其背后的资本量成反比。
  2. 计算机技术领域许多最有意义的进步都是在公司或高校系统之外工作的爱好者的成果。

现代组织设计出现在黑客的形象中

如今,许多软件公司都在尝试用某种方法来减少对管理层级的依赖。Spotify和Github是两家完全通过开放式工作分配来组织的业绩斐然的公司。

Spotify制作了两个关于其独立项目团队如何进行协作的深度视频。这些视频对于开放式分配组织如何在没有任何中央协调者的情况下协力共进,利用多个组件团队构建单个平台和产品具有指导意义。

image1

图4:Spotify的“工程文化”视频总结了开放式工作分配如何在商业软件公司中发挥作用。在实践中,传统公司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很难采用这种组织设计。
(来源:YouTube)

  • Spotify的工作方式,第1部分[147]
  • Spotify的工作方式,第2部分[148]

开放式工作分配在公司内部的运作方式与其在公司结构外部的工作方式类似,但也有一些例外。虽然公司范围内的排名不能决定项目分配,但它通常是决定薪酬的一个因素。

“响应式组织”是微软为了在其和其在2012年收购的公司留言板系统Yamme内部采用开放分配式组织设计而发起的一项运动。[149]

最后,在公司内部创造“理想的工程条件”的尝试可能只会持续到公司处于其所属类别的舒适状态的程度。 Google在公司初期也使用了一种叫做“20%时间”的开放式分配治理方式,但后来当公司继续发展并采用员工分级评鉴制度时,它就被淘汰了。[150]

更多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公司中,权力并没有真正转移到“制造者”身上。根据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和 Deloitte Digital的一项研究倡议,数字化成熟的公司应将决策进一步推进到组织内部,但事实并非如此。[151]该研究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但他们没有得到雇主的支持,因此无法参与新的培训。

这一发现反映了之前提到的麻省理工大学关于开源贡献者动机的研究,该研究发现程序员喜欢参与开源项目,因为这是一条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展新的、持久的和有用的技能的途径。

总结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黑客文化及其围绕一组特定设计原则和价值创建软件的方法。我们说明了黑客文化是如何发展出一种组织模式的。并且,我们提出,这些模式可以使非专业人士和非学术人士更容易使用计算机软件,从而破坏了严格许可和封闭源代码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另外,我们还通过Linux和Apache等软件在基础层面上展示了免费和开源方法的成功。

最后,我们展现了商业软件公司是如何试图模仿开放式工作分配的方法。利用自由开源软件,黑客运动有效地摧毁了研究和开发的机构垄断。[153]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介绍黑客的组织模式是如何讯做的,以及比特币是如何构建来改进它们的